发改委:公平不止是分配 酝酿三大干预政策
发改委建言公平分配制度模式 酝酿三大干预政策
历经近10个月的努力,发改委研究院06年年度课题《我国公平分配的制度模式选择》终于在猪年春节前结题,并于今年两会前夕正式上报国家发改委,这份长达52页的报告,首次提出了促进公平分配的三大干预政策措施。
三大干预政策分别是:起点干预政策、过程干预政策和结果干预政策,其中对社会各界最关注的垄断行业高工资、农民全面低保和税收调节等方面都有了明确的政策建议。
2月28日,接受本报专访的该课题组负责人张本波表示,报告中的两大重点,一是限制垄断行业的不合理的收入以及打击腐败等不合法收入,二是要提高一线工人等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据《我国公平分配的制度模式选择》报告,目前世界各国有着各自不同的收入分配模式,不同模式对机会公平和收入分配平等的侧重不同,目前主要的模式有以瑞典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模式,以德国为代表的合作主义福利国家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资本主义 福利国家模式和以日本为代表的互惠式再分配模式。“中国不会照搬哪个国家的模式”,张本波说。
目前,中国收入差距正在不断扩大,并已进入警戒区,报告指出,按照国家发展经验,基尼系数超过了0.4就是进入了贫富拉大的黄灯区,而0.5则是红色警戒线,无论是国家统计局还是世界银行的测算,中国在04年的基尼系数都超过了0.46,并且呈现继续扩大的趋势。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调查,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3个国家超过了2,我国就是其中之一。中国的地区间收入差距也在持续扩大,05年,农村居民纯收入最高的上海,是最低的贵州的4.44倍,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达到了2.31。
令人关注的行业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据报告显示,部分传统行业如农林牧渔业、采掘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等行业的从业者的平均劳动报酬不断下降,而垄断行业和部分高新技术产业的平均劳动报酬大幅度提高,2004年,证券业的收入是林业的7.52倍,目前排在前十位的高收入行业中,除了计算机服务业以外都是垄断性行业,包括金融证券业、航空运输业、烟草制品业、电信业、管道运输业、石油业等。报告指出,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主要制度因素就是我国初次分配秩序混乱,其中的不公平因素有城乡分割、地区政策差异造成的起点不公平,还有垄断行业高收入、灰色收入、腐败收入等。
目前,体制内分配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两级按劳分配,即国家对国企按劳分配、企业内部也对劳动者按劳分配,这就导致了工效挂钩无所不包,出租车司机、飞行员甚至是教授也按时计酬。虽然表面上是多劳多得,奖勤罚懒,但垄断企业可以借此光明正大的享受高额垄断红利,而对于一般企业,在实际中有很多基层工人并不能享受到这种激励的好处,三大干预政策。
报告指出,在起点干预政策上要促进起点的公平,首先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能过渡依赖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其次是推动城乡协调发展,支持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在教育、医疗等公共领域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在过程干预政策上,要建立合理的薪酬制度,其中公务员的非货币工资即福利部分比较高,工资中基本工资比例较高,绩效工资很低甚至没有,而私企的状态正好相反,要推动工资制度改革,公务员工资要建立全国统一的职务与级别相结合的工资制度,查处违规违纪行为,改革事业单位收入分配模式,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变身份工资为岗位绩效工资。
在结果干预政策上,要建立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在税收方面要调整流转税结构,扩大消费税征税范围,改革营业税,提高垄断行业和高消费行业营业税税率,调整资源税定额,加大定额级差,同时要建立公共财政体系,完善转移支付机制,理顺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关系。
据张本波介绍,这次报告特别提到了要建立覆盖农民全部人口的低保制度,目前全国只有几百万农民享受低保政策,而绝对贫困线以下的农民有2800万,中央财政只要拿出260亿左右的资金,就能解决这260万农民的低保问题。在中国农村地区,每年1000元的生活标准可以基本解决一个人的温饱问题,截至2004年底,中国已有8个省份全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覆盖1206个县(市),享受农村低保人数达到496万。
亚洲开发银行曾发布一份建议书,建议中国通过建立农村“低保”制度来从根本上解决2800万人均年收入在627元以下农村人口的温饱问题,中国政府已经完全具备这样的财力与能力。中国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02年底人均纯收入低于627元的农村人口为2820万人,他们的人均纯收入为531元。如把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确定为627元,以2002年的口径计算,这仅需要27.07亿元,相当于当年财政支出的0.12%。各级财政完全有能力承受这部分支出。
对于调节垄断行业的高收入问题,报告中亦专门指出,垄断行业高收入突出表现在扩大收入差距、引发社会不公平两个方面,进而整个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垄断行业的高收入,根源在于垄断经营体制本身以及其不合理的内部收入分配制度。
重点要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管,将垄断收益大部分收归国家财政,对某些自然垄断行业实行高于一般行业的税率,对垄断行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应通过举行听证会定价。对于垄断行业的工资水平,政府应该制订工资指导线,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垄断行业职工工资保持在全社会平均工资中等偏上的水平,以社会平均利润率作为企业的平均利润率。
另外要继续推荐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要从直接提高公共服务、直接干预企业经营转变为制定规则、政策引导、依法监督等方面。
公平:不止是分配
该说话的人,在该说话的时候,站出来说话了。
两会前,国家发改委的“万言书”说,从起点到过程再到结果,收入分配的每一个节点,都应该受到公权力的适度干预,烙上公平的印记;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在受访时说,中南海调解收入政策成效初显,公平面前,上访洪峰如潮水般退去;全国人大常委郑功成说,慈善立法有助于财富分配的公平;医疗卫生界若干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在北京的一次座谈会上说,看病难看病贵被曲解了,议的是民生,论的还是公平;全国政协委员在一则提案中说,内蒙古牧区小学并校,妨碍了草原上的儿童享受公平的受教育权利;本报摄影记者前往阴霾尚未散尽的湖北乙肝村时说,他想以图片探询乙肝疫苗该谁买单的民生问题,实质上是在追问公平议题中的政府应当何为?
两会期间,享有言论豁免权的全国人大代表,可以畅所欲言地在该说话的地方说话。享有言论自由权的我们,却不想过多地自说自话,我们愿意在这里开发一个看不见的意见市场,请关注中国民瘼的人们,议论中国社会走向,求解中国民生难题,推进公平正义。
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勾新雨 刘长杰 张向东
|